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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追寻律师的传统》有感  

2012-09-06 12:53:12|  分类: 读书笔记(原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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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本土的律师业诞生一百周年。当然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还有待考证,而且至今也还有专家持异议。但依我的孤陋寡闻,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官网上可以得知,今年律协组织的活动还是挺多,但无外乎是些在律师中加强党建、加强管理的活动,也有少部分是在研究如何加强律师业的发展。而纪念律师业诞生的活动好像没听说过。不瞒您说,如果不是读了这本傅国涌先生编的《追寻律师的传统》的书,我还真不知道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历史!

《追寻律师的传统》这本书其实是一部论文集。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本土律师的出现”辑有陈同的《上海本土律师的出现》、李卫东的《民初的全国性律师组织——以“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为中心》、徐小群的《上海律师:法治原则与民族救亡之间》等三篇发表于近年的研究论文,这三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追溯了中国本土律师及律师组织在上海的行业发端、职业原则与操作实践;中编“民国大律师”收录曹汝霖的回忆文章《业律师领第一号证书》和夏晓虹《刘崇佑:抗辩政府的大律师》、傅国涌《杭县律师公会会长阮性存》、包天笑《护花律师》、吴凯声口述《法庭上的吴凯声》、傅国涌《张耀曾的最后十年》等文章,展示了民国律师的职业操守与庭辩风采;下编“政府等于国家吗?”收入傅国涌《政府等于国家吗?——章士钊为“陈独秀案”辩护》(附: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当年亲历的记者撰写的《陈独秀案开审记》、章士钊《国民党与国家》、《陈独秀案判决书》、《陈独秀上诉状原文》等文章和历史资料,全面还原了那段历史。全书虽然看似很杂,而且篇幅了有限,但还是努力保证了系统研究与个案资料的并重,对我们更好的了解那段历史很有帮助!

该书的编者傅国涌先生撰写的前言,则简明扼要地梳理了本土律师传统的发端,并通过几个案例来阐明律师业在时代中的作用:“在前法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时代,公民运用法律的武器,一点一滴地在法律框架内维权,也许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天长日久,这种积累会导致社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关键是这种努力是可持续的、长期的、韧性的,律师的作用也因此举足轻重。”这段话阐述的即符合当今社会的现状,道出了公民维权的艰难,又提出了希望,望广大律师能在公民维权中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在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失败,更要对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话虽这么说,但当今社会可能有部分律师生存都有困难,对于他们来说喊这样的口号其实没什么意义!

著名律师张思之为该书写的“序”读来尤为感人,更像是一份呼唤中国当代律师职业良知的宣言!明确地宣示中国律师业所肩负的重任:“尽管历史进程常有曲折,不免停滞甚或倒退,保守的、腐朽的力量毕竟不能永远阻挡住它的前行,时代大潮则更是汹涌澎湃。试看中国律师现状,幸或不幸,已被推至维护人权的最前沿,承担着保障人的自由与尊严、实施民主宪政、构建公民社会的责无旁贷的重任。为达到这些目标,自需从优良传统中汲取思想力量。”“时至今日,作为律师,必须坚持一个光照百代的传统观点:人的自由权利、生命尊严是我们应予维护的至高利益。”这样的宣言可谓掷地有声,充满浩然正气。面对历史,他强调在民国初年起步的律师业在西方法治文明和租界实践示范的影响下形成了面对“训政”、“党治”的顽强抗争传统,这就是作者说的百年沧桑史。同时,他更清醒看到,“那些无视文明潮流的蛮横势力无一例外地把律师视为异己,断为异端。或压或打,计谋常新。北洋军阀如此,国民政府如斯,其他试图阻挡时代脚步的力量亦复如是。他们在继承着‘自己的’传统,也会有所‘超越’!”追寻传统与审视现实,一方面中国的法制进程在不断前行,依法治国早已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另一方面强权宰制法治的“传统”在不断翻新、超越,律师的执业环境依然艰难。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如何让无权又无钱的律师们自爱、自重、自强,又能有多少人真正坚守住自己的底线、坚持好自己的理想!

至于书中辑录的这些文章,有些论文的资料色彩浓些,所以并没有全部读完。有些更像是历史故事,虽然这段历史距离今天并不遥远,但终究是历史,读来有趣又生动。也感受到了民国那些律师们的高傲风骨和巨大的人格魅力。而这些堪称伟大的律师也许只能生长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里,在今天是不会有了。注定只堪回首!

书中选的徐小群的《上海律师:法治原则与民族救亡之间》中提出的:“在职业主义和政治行为之间”的自主与控制的问题放在今天也非常值得思考。比如,作者区分了北洋政府时期对律师的管理是职业性质的,而国民党所致力的系统监控则不仅出于职业管理的需要,更是出于政治控制的目的。当1930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求上海律师公会重新办理申请和登记注册手续的时候,上海律师公会则以“职业独立”和“保护人权”这样具有广泛意义的概念,为律师争取脱离国民党机关的控制而争辩。作者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下使用这些话语意义非同小可”。事实上,自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就一直力图将律师置于“党部指导”之下,以入党为手段实行“党治”。对此,文章分析了律师与国民党员身份的问题,认为虽然他们的党员身份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他们拒绝将上海律师公会变成国民党的政治拉拉队,抵制接受国民党的政治灌输和对国民党表现政治忠诚。作者最后得出结论:“像上海律师公会这样的自由职业团体的公共性和合法性有助于它避免被视为危险的、国民党想要镇压的政治性组织。在公共场域扮演一个政治角色和被政府视为颠覆分子之间,上海律师公会谨慎地行走着。”无论是作为律师的自由职业身份性质还是作为行业团体的自治原则,这些个案研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这样的讨论放在今天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虽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名义上是行业自治组织,但律师的执业需要相关司法机关的审批。其实完全没必要讨论的这么复杂,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律师要完全在党的领导下办案。当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的这么具体,但在中国这才是至高无上的“宪法”!

仅记于2012年09月02时23时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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