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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轮”——南渡之殇的记忆与追寻(作者:朱步冲)  

2015-09-01 07:01:50|  分类: 精品文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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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轮”——南渡之殇的记忆与追寻(作者:朱步冲) - 荆棘鸟 - 我的空间,我的家

 谭端自己开设,专卖推理侦探文学类书刊的“侦探书屋”坐落在台北市南京西路262巷,他笑称做纪录片和口述史跟推理侦探文学差不多,都要利用叙事技巧激发观众的欲望,并同时探究真相。两年前,谭端和张典婉,与包括导演吴宇森在内的电影《太平轮》主创团队在台北中山北路的晶华饭店有过一次会面:“吴导很希望能够得到大家帮助,去精确重现那个时代,电影中很多角色的设定、故事线,都有真实事件主人公的影子在里面。”谭端回忆说,吴宇森的问题包罗万象,包括1949年初,基隆的港口是什么样子:他说根据老兵们的回忆,被称为雨港的基隆港,远远可以看见它的标志性建筑物,日本人近藤十郎所设计的巴洛克风格的基隆邮局,穿梭运行在来台大陆兵船、客轮之间,是戴着斗笠的本土原住民妇女划的小舢板,把热带水果等商品递给船舷上的客人。台湾本土孩子都是光头,赤脚,衣服脏破,与船上这群衣衫厚重齐整的南渡寄客形成了鲜明对比。

2005年,谭端因拍摄纪录片《太平轮》与张典婉结识,共同成立了旨在整理台湾地区民间口述历史的“远方协会”。“当时我手上还有一个项目,是一部关于赴台国民党退伍军人回忆的片子,在叙述主题和受访者上与典婉的项目重合非常多,于是就决定一起合作了。”谭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族群,在彷徨与漂泊中流离失所,他们与大陆的联系与根基已经被斩断,在台岛又遭遇严重的疏离感,而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往往被传统官方的宏大叙述所遮蔽,所以我们不禁在想,他们的命运,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永不抵达的目的地

 

1949127日,从上海起航的“太平轮”,是年关前最后一班前往台湾的渡轮,原本有效船票为508张,但由于时局吃紧,加上春节将至,故而造成严重超员超售。根据上海档案馆提供的资料,中联企业登记的旅客名单报载为562人,实则上船人数已经过千。在购票登记的508人中,男性369人,女性139人,船员124人,而没有购票挤上船的旅客约300人,总共有932人。其中特等舱50人,二等舱160人。由于当时一票难求,乘客中不乏各界名人精英,以及南京政府军政人员,包括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的父亲李浩民、音乐家吴伯超、海南岛受降代表王毅将军、台湾首座清真寺创立者常子春妻小亲人共11人、山西籍“国大代表”邱仰浚、南京政府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两个儿子、蒋经国留俄的好友俞季虞、中央银行首批派台公务人员30余人等。

“太平轮”原为“二战”中美军所用“大湖”型运输货船,1920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马尼托沃克船厂下水,载重量2050吨。“二战”后当作废钢铁出售给中国轮船招商局,后由太平船坞公司买下,19487月以每月7000美元的价格租给中联公司,并改装为客轮,载重量2489.05吨,航行于上海和基隆港口之间。当时往来沪台之间的定期客轮,除了中联的太平、安联、华联等轮船,还有中兴公司的中兴、景兴,海鹰轮船公司的海鹰、海马等等。

张典婉告诉我们,内战末期,随着大量难民、军政人员举家赴台,所有船票都不再是票面价,必须用黄金直接换购船票,当时一张前往台湾的客轮船票,公价是金圆券150万元,黑市价格则已经被炒到300万。到了19491月,一张“太平轮”的船票实价已经高达5000万元,而且往往是有价无市,需要特殊关系方可得到。谭端回忆说,自己采访的一位来台老兵,一路辗转南下,颠沛流离,身上仅有银元数块,金条一根,他说,就在饭铺吃一顿便饭的工夫,金圆券都会贬值,所以身上这一点硬通货,是保命的唯一依靠,银元花完了。金条就一片一片用银楼的刀子分切成片,一钱一钱卖出,换成银元或者金圆券,最后大半根,变成了一张船票。

当日,原预计14点出海的“太平轮”,因故延至1620分才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缓缓驶出,后世档案曾有疑问,是否有船员或军政人员乘乱渔利,在开船之际夹带私货,但证据始终无法确凿。由于内战战火已经蔓延至江浙沪一带,南京政府宣布夜间海面实施宵禁,原则上禁止夜间行船,淞沪警备司令部曾函上海市政府公用局等单位,要求戒严期间绝对禁止开航。然而各轮船航运公司事实上对此充耳不闻,航班往来频密,为了避免被炮火所伤,各航班大多采取灯火管制,迅速驶离黄浦江航道后,进入东海再南下基隆。

在“太平轮”上,除了上千名乘客,还载有中央银行秘书处等单位的重要卷宗、文卷及账册231箱,业务局账册525箱,上海各金融机构的保险册、信用状、报表及工商企业生产和经营往来数据共1317箱,另有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180箱,许多台北迪化街订购的南北杂货,还有大约600吨(一说450吨)钢条,加上《东南日报》整套印刷器材、白纸等大约百吨,“太平轮”的船身已经被严重超载的货物与乘客压得微微倾斜。

开船之日,正是农历小年夜,根据生还的“太平轮”船员厨工张顺开回忆,船出吴淞口后,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黄浦江当时全面实行宵禁,延迟出航的“太平轮”开足马力,终于及时驶出江湾,进入暮色沉沉的舟山海域。“太平轮”当时所选择航道,历经半洋山、白节山与三星山,后世一些史家多指称此航线航道狭窄曲折,礁石众多,是一条危险的“捷径”,但实际上,此条航道一路上有半阳山、白节山与三星山灯塔指引,无外海风浪波涛之险,是中小型轮班往来沪台之间的理想航道。

大约在2330分,在船上以酒饭庆祝佳节的宾客已多就寝,进入梦乡,“太平轮”亦抵达舟山群岛附近。此时,另一艘载着2700吨煤炭与木材从基隆开往上海的“建元轮”也正在同一海域,驶向上海。“建元轮”隶属益祥轮船公司,拥有者为“无锡面粉大王”荣氏家族中的第三代掌门人,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也许是因为佳节将至,且船只即将抵达沪港,“建元轮”负责瞭望的三副,不等二副前来交班,就擅自离开驾驶舱岗位前往盥洗室。而在“太平轮”这边,也巧合性地发生了同样的疏失,在两艘轮船以急速相互逼近的时刻,没有船员在第一时刻发出警告或者做出应变。2345分,“太平轮”以每小时10海里的航速,将总重超过5000吨的船体,重重地切入了“建元轮”的船腹,深夜的海面瞬间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轰然巨响。5分钟后,体积较小、作为被撞者的“建元轮”便迅速沉没,其船员74人中,有30人得以侥幸逃生,登上了“太平轮”。

许多“太平轮”上的乘客,虽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变所震惊,但很少有人知道,更大的灾祸即将降临。在“太平轮”与“建元轮”相撞不久,巡航于附近海域的招商局“盛京轮”曾发电询问“太平轮”是否需要援助,然而此时过于乐观的船长却发出了“All OK”的回电,从而轻易断送了避免一场惨剧的最后机会。

“太平轮”幸存者叶伦明曾向张典婉回忆说,鉴于“太平轮”的船梯狭窄,只容一人上下,于是他便孤身一人下到船舷外水边,把落水的建元轮船员一个一个拉上船来。然而在救助了十余名落水船员后,叶伦明发现大事不妙:船体本身在渐渐沉入冰冷刺骨的海水中,他顿时惊觉,“太平轮”也沉船在即。

发现自己处境危在旦夕后,“太平轮”的船长立刻发出求救讯号,并下令调转航线,驶向距离最近处的小岛,全力抢滩。随着远方群岛轮廓的渐渐清晰,“太平轮”的船体也开始逐渐向右倾斜,堆积在船头甲板部位的钢条,也发出沉重沙哑的摩擦声。就在128日凌晨030分,船舱深处传来几声爆炸后,“太平轮”向右倾覆,沉入海中。其沉没的海域,位于舟山群岛附近白节山海域(北纬30°25',东经122°),此刻距离陆地只有不到1华里的距离,区区500米,便成为一道生死之间永远无法跨越的漫长距离。

作为仅有的36名海难幸存者之一的南京政府国防部少校参谋葛克,在获救后口述的回忆中称,沉船之际“余抱长男以及次女,余妻抱幼子于怀中,并挽余之右臂,立于烟筒左侧,紧紧拥抱,精神早已慌张失措,一切只有付诸天命……船首右部已渐下沉,转瞬间砰然一声,忽感一身冷气,知已随旋浪坠下海中。妻儿业已失散,余连喝水数口,乃努力向上挣扎,得浮于水面,获一木箱,乃推向灯塔方向划行……”

少数生还者在海面上苦苦漂流数小时后,救星终于姗姗而来:“东方既白,遥见一巨轮向我方驶来,乃勉力嘶喊求救……及天已明,见一小汽船前来,救吾等登大轮,上船后,即将湿衣脱去,以干布拭身,围以毛毯,送入大锅炉房取暖,继以可可,肉汤饮之。”这艘巨轮,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军舰“部落”级驱逐舰“华伦孟卡号”,其任务原为前往南京协助撤侨,在收到“太平轮”发出的求救讯号后,舰长魏菲尔德·哈灵顿上校当机立断,命令军舰改变航向,前往救援。根据曾担任该舰水手的约翰·西蒙回忆,每一位生还者,浑身都被沉没的“太平轮”污油所覆盖。“华伦孟卡号”总共救起“太平轮”幸存者38人,获救者包括葛克、乔建(青岛警局服务)、胡尚富等33位男性,另有袁家姞(袁世凯孙女,葛克的太太)等5位女性。就在这1949127日的深夜,许多人的命运在阴错阳差之间改变:南京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为了与先期抵台的妻子及爱女吴漪曼相聚,说动了熟识的“太平轮”三副,在最后一刻登上了这艘轮船。而时年只有1岁、后担任香港城市理工大学教授的著名诗人郑培凯,则因为吐奶哭闹,母亲索性将127日购得的“太平轮”船票退掉,无意中逃过一劫。

 

不再沉默的幸存者

 

2011年,张典婉的《太平轮1949》付梓后,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宁静的水中,影响如涟漪般不断扩大。“最明显的就是,越来越多遇难者或者幸存者的家属,愿意出来,打开尘封的记忆之门,把自己当年的故事讲述出来。”谭端告诉我们,此后新近“发现”的相关当事人中,就有《中华日报》著名记者张鲁琳。张鲁琳的先生、同为著名报人的香港《工商日报》记者张煌(张鸿基)即罹难于“太平轮”上。张鲁琳离开大陆时,将3岁的儿子张祖华留在天津由长辈照顾。船难发生后,张鲁琳一人在台湾独力支撑,因无力抚养遗腹女张祖芳,忍痛将其交于一个法国家庭领养,之后不久,张鲁琳远嫁美国芝加哥,1971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张鲁琳曾写信请尼克松代为寻找其子张祖华,并同时寻找自己远在法国的女儿。“很幸运后来都找到了,1976年张鲁琳与留在天津的儿子张祖华建立了联系,而早年被带到法国的张祖芳也找到了母亲。张鲁琳安排了一次推迟28年的全家团聚,在香港,她从美国分别寄了两套一模一样的套装给儿女,张鲁琳跟儿子祖华讲,‘你到了酒店看到跟你穿一样色彩衣服的人就是你亲妹妹’。”

在“太平轮”事件众多长期保持缄默的当事人中,大部分是出于难以言说的哀痛,然而有一些,在哀痛中亦掺杂了沉重的原罪感。张典婉告诉我们,在著作付梓后继续寻访到的亲历者中,就有中联公司5位宁波股东之一、财务经理周庆云的女儿周琦琇,她1951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后来院校调整并入北大,于是就在北大读书一直到毕业留校工作,对于采访要求,周琦琇犹豫了很长时间,才表示接受。

周琦琇自己也是“太平轮”乘客之一,船难发生时,身处头等舱的她和表妹陆桃仙幸运地攀上一块浮板,在惊涛骇浪中漂流一夜,最终被“华伦孟卡号”所救。然而这仅仅是漫长苦难的开始:当时太平船坞公司大部分的船都交给欧美公司来保险,唯独“太平轮”,是老板蔡天铎为了替朋友新开张的保险公司“华泰”捧场,将保险合同特意给予后者,结果“太平轮”甫一沉没,华泰保险公司就立刻恶意关张,携款逃之夭夭。

在滔天众怒下,当时上海市长吴国桢宣布,“太平轮”沉没遇难者赔偿,统一由中联公司解决,由于“太平轮”船籍设在上海,中联总公司也在上海,因此整个案件移至上海审理。罹难者家属到上海交涉,由中联公司安排住在吴宫饭店,负担一切费用,且每人发放米15石。416位罹难者家属选定齐杰臣、吕谷凡、杨洪钊、常尺春、罗跻平等向中联公司提出申诉,认为该公司有业务上的重大过失,包括船舶救生设备不足、船只本身未修缮完毕即行开航——“太平轮”本身铁板已坏须更换,并已在英联船厂登记修理,而公司并未候修理完竣即行开驶,以及船只本身装载过重、船员业务不熟且玩忽职守等六项。

但在当时风雨飘摇时局中,期待赔偿合理有序解决自然是空中楼阁,当时已经身在香港的中联董事长周曹裔不得不决定将刚迁往香港的中联公司,以及位于上海四川中路549号的中联总部全部卖出赔偿,但依旧杯水车薪,从而迫使作为唯一在上海负责公司迁移善后的周庆云,只得毁家纾难,以一己之力左右支绌。根据当时的《中华日报》所登载的有关报道,212日,家属要求的赔偿金额为1000万元,而在23日,法院判定赔偿金为每人1万金圆券,而中联公司所有提供之财产,以及周庆云所出私产,亦只能覆盖大约70%的遇难者家属。张典婉告诉本刊记者,根据周家兄妹回忆,当时“太平轮”遇难者家属将位于上海张家花园的周宅包围了十几天,中联公司与周宅之家具门窗亦被捣毁,最后,周庆云拿出了四五条大黄鱼(10两重金条)以及七八十根的小黄鱼(1两重金条),以及家里所有的金银首饰,然而家属们依旧不罢休,当时周家每人出门必须搜身,才能离去。

 

穿越一甲子的思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轮”,是一代人颠沛流离命运的缩影,而每一个“太平轮”事件当事人的经历与遭遇,都是相通的。与张祖芳一样,张典婉自己的熊姓生父与母亲刚刚来到台湾,生母就因难产不幸去世,生父不得不将她过继到了别的人家,所幸养父母待她如同己出。在沉没事件发生前一个月,继母司马秀媛与姨妈司马菊媛亦是仓促离沪,乘坐“太平轮”赴台。对于继母生平的好奇与探寻,也是张典婉追溯“太平轮”事件的起点与原动力。

在搜寻史料、亲历者的过程中,张典婉和谭端,以及其他“远方协会”的志愿工作人员,都会因太多的负面能量而感到疲惫和彷徨:“太多关于生离死别的故事,一个两个,你还可以承受,几十个累加在一起,你就会时时感到自己在被一种强大的负面情绪所围绕,像一个无边的黑洞,在不断地把你吸下去。”谭端说。

今日,“太平轮”事件那座不起眼的方尖纪念碑,依旧静静地矗立在基隆东岸码头法国公墓附近的“海军后勤支援指挥部”里。谭端回忆说,由于审批和审查手续烦琐,每年的祭拜活动规模并不大,参与者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在每年127日那天,大家在碑前,鞠躬,献花,点蜡烛,有时为逝去的亲人唱一支挽歌。他说,自己和张典婉最大的期望之一,就是能够在海洋的另一端,在轮船沉没点附近的舟山群岛,再为罹难者树立一座大一点的纪念碑:“一个是现实中的终点,一个是理想拟定中的终点,希望他们的魂魄,能够默默地走完这一段命定中的漫长旅程,回归宁静。”

(感谢张典婉女士、谭端先生为本文提供的资料和大力帮助,部分内容参考自丁雯静、陈郁婷编著之《惊涛太平轮——1949大迁徙》以及林桶法《渡台悲歌——太平轮事件探讨》)

 

专访《太平轮》导演吴宇森

 

三联生活周刊:看你以往的经典电影,似乎都着重于诠释男性之间的情谊、义气、勇气,其中的女性似乎无一例外都是男性主人公的附属品,除了持续永恒的隐忍、奉献与忠贞之外,观众似乎很难发掘她们真正的个性、诉求和主张。你说过你一直想拍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我想问的是,鉴于爱情是男性与女性之间复杂的互动,这对从未拍过爱情片的你是否是一个挑战?在你看来,男女之间的感情,与男性之间的情谊有什么不同?你是否曾担心过,第一部爱情电影就要阐述三对恋人之间的故事,这对于一个“新手”来说是不是太艰巨了?

吴宇森:首先,爱情有很多种,它并不仅仅局限在男女之间,我个人一直很相信爱情,相信它的力量,一个好的爱情故事可以流传得更长远。我一直喜欢《日瓦戈医生》这样的叙述和情节,对于我来说,以往拍摄的男性题材电影,江湖侠义,它的内核也是人性化的,侠义精神也是一种大爱。我是个一生都追求浪漫的人(笑),不那么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我想通过一个爱情故事来表现人之间那种永恒不变的情感,所以希望能够把它拍成一个史诗般的感觉。对于我来说,这些不同的情感之间是没有冲突的。什么是真正的爱呢,我觉得爱也是一种责任,因为爱的激情阶段是很短暂的,更多是责任阶段,所以《太平轮》里表达的也是这种责任。和我其他的英雄片一样,责任是它的核心,如何让另一方有那种安全与满足感,是爱的意义所在。另外,在《太平轮》里,我着力要表现的是女性的坚强一面,她们也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有勇气去面对时代变迁,去面对自己的爱人。

三联生活周刊:在剧本创作准备期间,你说自己曾经读过张典婉的《太平轮1949》,据说黄晓明饰演的雷义方原型就在书里?此前,白先勇先生曾以此为题材写过一篇小说《谪仙记》,被大陆导演谢晋改编成电影《最后的贵族》,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这些内容?在这些真实事件经历者的记忆里,哪些东西最深刻地打动了你?

吴宇森:《太平轮1949》和《谪仙记》,确实看过一点,但是我们要跳脱这些原有叙述的桎梏,没有刻意去把叙述集中在这场海难上。太平轮,这艘船在影片中更多是象征的意义,象征命运突变,一些美好的东西,相爱的人、祈求安全的人,都走上了一条不同的轨道。最先的灵感来自我的编剧王慧玲,黄晓明饰演的雷义方原型有一部分来自张灵甫,一个不会把战争的残酷带回家的男人,在家里家外一样尽责,这个角色也或多或少有一点我的理想化自我在里面。我也不是那种把工作带回家的人,一进家门就进厨房,做菜给我太太吃(笑)。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过,《太平轮》是一部悲剧,但并不沉重,但是一般艺术评论的标准都是,轻飘飘的东西并不适合悲剧,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是美的毁灭,生命的终结,对命运抗争的失败,因此必须是厚重的,那么你如何解决这个看似完全矛盾的东西?

吴宇森:实际上,我在作品里一直想要努力让大家看到希望,就是在历经灾难,挫折后依旧保留的美和善,就好比电影里的男女主角们,有些不幸地去了,因为死亡才能够升华这样一个悲剧的主题,但从海难和战乱中幸存下来的,依旧有坚强地活下去的理由。这一次演员发挥都非常好,通常是他们在镜头前流泪,我在取景器后面陪着他们一起(流泪)。

三联生活周刊:大动荡时代背景下个人的命运,一直是各种艺术叙述描写的重点,那么你觉得,《太平轮》呈现的悲剧,在多大程度上是大时代造成的,又有多少成分是故事中角色个人选择的结果?我注意到电影的英文名字是Crossing,穿越,里面包含什么含义呢?

吴宇森:大时代的动荡,很多事情不是个体的人可以控制、预见的,其实无论是政治动荡的岁月还是安定的日子,总有一些东西会突然而至,改变我们的命运。Crossing首先是指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穿越,两岸在血缘上彼此相连又被阻隔的人的命运,始终是我感兴趣的一个题目,我想表达的是乡土对于离开的人一种牵挂,一种无力消除的东西。这个戏到最后,落脚点是现代中国,那些人物都老了,回到故土,重新面对故乡和尘封记忆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太平轮》里,黄晓明和宋慧乔,佟大为和章子怡,金城武和长泽雅美三对恋人,他们之间的感情关系在你的执导下,有什么异同?如果给三对恋人各自贴一个标签,标签上的词会是什么?他们的故事在电影叙述中有没有侧重,还是平均的三足鼎立?

吴宇森:对,他们的象征意义是不一样的,黄晓明和宋慧乔代表了爱的力量、承诺、责任感。金城武和长泽雅美则代表了爱情的悲剧性,两个人因大时代造成的动荡而被迫分离。章子怡和佟大为是代表了爱的偶然和不确定性,本来两个生活轨迹毫不相交的人,可能因为环境的改变而走到一起,萌发出真正的感情,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苦命人也可以。

三联生活周刊:这部电影时间跨度超越半个世纪,涉及两场战争,6个人的命运,整部戏的拍摄统筹是不是一件很繁复的工作?

吴宇森:确实,我们做了很多细致的考察工作,包括军人的军装、武器,他们彼此的称呼,妇女的衣服、首饰,当时的上海是什么样子,基隆又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参考了一些照片影像资料和一些研究者的成果,为了整体场面的精确和观看性,我们还搭建了一艘一比一比例的“太平轮”,再加上电脑特技,力争让它有一个国际水准。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你一贯喜爱的标志性道具——鸽子会不会出现?

吴宇森:肯定有。但和以前不一样。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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